汉语大众化运动中的瞿秋白
二十世纪前三十年，汉语大众化的趋向以梁启超倡导的“文体革命”为端绪，继而是以胡适为代表而实现于五四时期的“白话革命”，在他们之后，瞿秋白首倡的“文腔革命”则构成了这个过程中的第三阶段。
近代化的历史变迁引发了多方面的社会转型。戊戌变法为国家富强召来“民权”，又由“民权”而关注大众，并着力于启导大众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二十世纪初年的“文体革命”意在改变原先旧式文言的文体，使之向大众化的浅俗化转变。梁启超作为这场革命的倡导者，由《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的思考开始，创造了一种以报章为载体的“新民体”，这种文体通俗易懂，而且糅合了古文、时文、散文、骈文的特色，极大地扩展了读者群和受众面。
瞿秋白指出，就文体革命预想的目标而言，其并没有成功。随之而来的无论是“林纾的古文小说”，还是“南社文人的诗古文词”，都企图在“旧文体里面装进新的维新思想”，最终形成的不过是一种“现代文言”。这种文体既无法充分表现新思想和新生活，又难以在“识字的下等人”中得到普及和应用。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的从“古代文言的小说”到“现代文言的小说”的转变，是一个“自然而然的变更”，没有经历过任何抵拒和论辩。之所以如此平和，即因它们是随着商品流通的规律而退出市场，其间没有本质上的除旧布新。因此，这些文言小说不仅“不是国语的文学”，而且无法建设为新的文学。
“白话革命”沿“文体革命”而来，又超越和否定了“文体革命”。瞿秋白充分肯定了“白话革命”，称之为树立了建设“国语的文学”和“推翻礼教主义”的旗帜。但深论之，他又将这场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和两个营垒。
两个阶段是指1919—1925年以“个性和肉体的解放”为倾向的第一个阶段，和1926—1930年代以“集体主义和匪徒精神”为倾向的第二个阶段。两个营垒，一是辛亥革命之前的“下等人”领袖变为“高等人”的营垒；二是“下等人之中的下等人”，即“奴隶牛马”的营垒。
瞿秋白认为，就文艺内容而言，第一阶段的文学革命确实形成了特定意义上的“新的文学”，并衍生了诸多派别，如“新式的礼拜六派”、从《觉悟》《学灯》《晨报副刊》发展而来的“良友派”等等。但以“文腔改革问题”为准尺，则这些变化又尚未形成真正的“国语的文学”。在他看来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确实产生了一种新的语言——“新式白话”。但这种“新式白话”太过西化，就连“识字的高等人”也大半难以理解，“新文学的市场”几乎完全局限于“新式智识阶级”，即“欧化的智识阶级”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“普洛大众”。
瞿秋白说，白话革命的直接结果，是多数人“仅仅只是用‘的吗了呢’代替了‘之乎者也’的梁启超式的新式文言”。因其文腔的西洋化而无法真正为大众所接受，最终仍然只能成为知识分子之间的自说自话。所以，这场“白话革命”是不彻底的。
在瞿秋白的“文腔革命”中，作为社会群体的大众既是最初的出发点，又是不可移易的立足点。他指出中国的文字为儒士等级垄断，只是少数知识精英的“江湖切口和密码文书”。“只要稍微深刻一些的情感、思想、概念、感想”，就必须用这种儒士等级的文言去表达，“而平民群众的言语”，却只能“用在最简单的日常生活里面”，因此，极少有“发展和进化的机会”。他认为：“新式白话的文艺应当变成民众的。”正是出于这种一贯的平民立场和大众意识，他所主张的汉语革新坚持以大众取向为评判标准，将“文字革命”的目标设定为创造一种“几万万群众所能够运用，容易学习，而且可以用来参加高深的学术文化生活”的“新式的中国文”。
他制定了一套更具体、更完备的革新方案——“瞿氏方案”，不仅在“言语”和“语法”，而且在“语音”和“文字”方面寻求更彻底、更全面的改造。
就“言语”一面而言，瞿秋白主张以翻译为途径，创造新的词汇和句法，使表达更为准确和精密；同时吸纳来自各地民众的言语和代表哲学、科学、艺术等现代知识的词汇和表达。就“语法”一面而言，瞿秋白的重心在于句法的创新。他曾非常具体地谈及运用文言字眼和外国句法以增加白话的丰富性、精密性和准确性，而宗旨则在以融古典入现代、化外国为中国，并且相当重视新式标点的使用。
在胡适的“白话革命”中，国语和白话作为其革新目标，被视作等同，因此很少介入“语音”的层面。而瞿秋白的“文腔革命”则恰恰以语音为切入点。他从语音层面思考汉语革新的路径，将当代口语语音视为现代语言学的基础和主体。
他研制出一套科学的“普通话”拼写方案。具体而言，就是“根据中国言语发展的趋势”创造出“全国公用的、主要的言语”，即“普通话的现代中国文”及各地的“方言文”，并且“根据这种发展趋势之中的字眼的多音节化，字音的中立化，文法上的字尾之类的产生和形成”等，对普通话“采取罗马字母和拼音制度”。1929年，他推出小册子《中国拉丁化的字母》，1932年，他又推出《新中国文草案》，试以中国文字的拉丁化为“中国的亿万文盲群众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”提供“一个强有力的因素”，使“亿万劳动群众”可以“迅速得到扎实的文化和智识”，迅速“学会运用”。
清末以来的近代化历史变迁中，已经产生了对汉语拼音的思考和探索，并在此后数十年中延续。其中先后出现过卢戆章的“切音字”、王照的“官话合声字母”、劳乃宣的“简字全谱”，及民国初年吴稚晖、钱玄同等的主张。瞿秋白的方案无疑是延接这个过程而来，但其取向和目的都由汉语大众化界定和赋予。
（作者单位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