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辉：实话实说
从1987年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，快40年了。当然，走过许多弯路，也有一些领悟：读过不少书，到底读懂了多少，却大可存疑；有些书在漫长的时间里读了一遍又一遍，每一次读却都还有新鲜感，这就足以证明上一次并没有真的读懂；创作谈当然也写过的，它们是我写小说的歇脚，说的都是真话，但难免浮皮潦草，词不达意。这一次我多说点，说得明白些。
有必要说说我的经历。我是个学水利工程的。毕业后又在河海大学工作了20多年。当年的图纸公式虽然看不懂，但好像也不是完全没有用。《理论力学》《水力学》《结构力学》等，光看课程名称就跟我最近的长篇《万川归》有点关系。来自黄河、长江和淮河流域的几个年轻人汇聚到一起，走过了长达40年的生命旅程。“万”是万风和，“川”是丁恩川，“归”是归霞。丁恩川和归霞都是学水利的。万风和学的是俄语。学俄语成了男一号万风和人生的重要转折。因为他留校工作后，苏联变成了“前苏联”，俄语冷了，他不得不辞职改行。这是万风和在时代大潮中的第一次呛水，如果不是我在大学工作期间正好结交了这样一个好朋友，我不太可能捕捉到这个情节。
当然，这可以归功于我学了水利又留校工作。学理工科可能在无形之中一直暗暗支撑着我的写作，甚至影响到了我的思维习惯。但这也可能成为一个小说家的短板，我时刻警惕这一点。有一种说法被奉为圭臬：科学的理性，文学的浪漫。我如果把词序调整一下，那就是：科学的浪漫，文学的理性。这不是发疯或捣乱，人类科学史中浪漫精神带来的云开日出并不鲜见，简直不胜枚举。文学如果注入适当理性，是不是也有好处呢？
这难以定论，但我已经定型了，就是这么个人，改变积习难于登天。我没有读过中文系，一节文学课，哪怕是一个文学讲座也没有听过。我写小说没有老师指导，没有同学相伴，只能自己摸索，只能靠读书。因此，阅读是我写小说的唯一途径。
小时候，家里有一些文学书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金蔷薇》里有个故事，说的是一个巴黎清洁工，靠打扫几家手工作坊维持生活，却爱上了一个姑娘。但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来表达爱意，只能把爱埋在心里。因此，他默默地生活，悄悄地努力，每天搜集作坊的尘土，从里面筛出零星的金屑，日积月累，等他攒够一块小小的金块，打造出一朵金蔷薇时，姑娘已远去他国，这个爱了一生的清洁工也黯然离世。
这本书的每个故事都对应了一个创作问题：“人物的背叛”。简单来说，小说人物自有他自己的性格，会摆脱作者的掌控。记得《金蔷薇》中有一幅插图，一个面容枯槁、辨不出年龄的男人在高悬的昏暗电灯下，趴在地上，用一把小得出奇的扫帚在扫尘土。这本书我后来没有再读过，但能在十二三岁遇到这样的书，是一种运气。
更好的运气是我赶上了好时候。1981年，我到华东水利学院读书。实话实说，我顶多只把一半时间用在了功课上，其余精力全泼到了读闲书和写作上。那时候的文学氛围是真好，南京尤其好。我读的是理工科学校，但图书馆藏书非常多，文学书基本上应有尽有。南京还有个好制度：南京高校的借书证不仅可以在各大高校之间通用，还可以与南京市的各家图书馆通用。虽说要履行一点手续，但这难不倒一个特别想读《金瓶梅》和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的人。
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我觉得不过分，《金瓶梅》过分了。现在看来，依然觉得还是有点过分。初读时我才二十几岁，后来我的理性又起了作用，明白了人生在世，作家要特别关注的是人的最大公约数，这是基本的人性。人有很多本能，以欲望的形式呈现，酒色财气、功名利禄，等等。有的人就宣称他对钱没有兴趣，凤凰彩票还真不能简单地骂他。但这世界上确实有的人滴酒不沾，有的人对功名官位真的兴趣不大。但是有一件事绝大数人都丢不开，无分贵贱，无论种族，那就是欲望。
以上说的其实是节制和恰当。小说里的风景描写也需要节制。曾有朋友痛心疾首地指出：现在的小说叙事中风景不见了。我基本同意，因为风景是人物表演的自然舞台，又那么接地气、通四季，风景或景物是小说的要素。但是我还要说，社会发展了，小说也变了。环境描写确实不可或缺，但风景和景物描写却不见得。别跟我说巴尔扎克那种大段的风景笔墨，在现在的传播环境中，它就是冗余，我年轻时看到就要一目十行，甚至跳过去。我更喜欢菲兹杰拉德。我在巴尔扎克纪念馆看到过他的手稿，那种龙飞凤舞一泻千里，可真是苦了编辑，满纸密布且凌乱的修改符号就是无声的抱怨。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才是景物描写的典范，黛西家码头上那盏彻夜不灭的绿灯，在小说里出现了三次，每次出现均是小说的一个转折，也蕴含着梦想的不同层级。这盏绿灯照亮了人心，还将在文学星河中永远闪亮。
我警惕景物描写，那么多的文字，写田野、写庄稼、写树木、写鸟虫、写牛马，我担心读者会跳过去。一本图书馆里的书被许多人读过，却有那么几页特别白净、平整，这就是批评了。也有省心偷懒的办法，那就是到名著或非名著里学样，佳词妙句，拿来主义，但既然别人这么写过，终究已成为陈词滥调。我怕写风景，不代表我就不写了，该写还是要写，但风景是影视镜头的强项，写内心，影视才望尘莫及。如果风景描写不可缺少，我的理想是：在风景描写里，所有的光线都应该是人物的追光，所有的景色也都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板，多一笔都是多余。
上面说到黛西的绿灯出现了三次，不由想起这个“三”有点意思。我杂七杂八读过的书里，关于“三”，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：三打祝家庄，三进大观园，三借芭蕉扇，三打白骨精，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，刘备三顾茅庐，诸葛亮三气周瑜，还有本书干脆就叫《三探红鱼洞》，我看得如醉如痴，欲罢不能。
但我那时还小，看不出什么玄妙。这个“三”真是很重要。《道德经》有云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左丘明《曹刿论战》中说：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他们可不是随便说的，连西方逻辑学都讲究一个“三段论”。在小说里，必须有波折，多了不行，少了效果达不到。在《万川归》里，丁恩川和归霞是大学同学，互生情愫，但毕业后各奔东西。几十年来，他们几乎不相闻问，主要的见面机会就是毕业后的周年同学聚会。我只写了三次，五周年，十周年和二十周年。这是人生标尺上的三个刻度：五周年，大家变化不大，归霞和丁恩川都已各自结婚，丁恩川的事业才刚起步；十周年，人生轨迹已显出曲度了，他们渐行渐远；二十周年，丁恩川事业有成，归霞在安逸的麻木中感到了强烈的刺痛。此后，他们再“见面”时，归霞正在剥去电线上的胶皮，她要自杀，她家卧室的电视上丁恩川正在接受采访，他侃侃而谈，身后是他参与建设的超级大坝——这也可以看作一次不寻常的“见面”。再后来，他们还有两次“见面”，都透着诡异：一次是归霞去丁恩川的工地上采访他，但丁恩川临时外出处理险情，他们没有见到，归霞只参观了他工地的住处和卧室；小说最后，他们算是依约相会了，但此时归霞已成为一抔骨灰，丁恩川目送她飘向大海。对了，除了三次同学聚会，他们也还是见过一次的，那是丁恩川在母校的讲坛上做学术演讲，归霞只是个不请自到的沉默听众，她是个失意的透明人，丁恩川没有看见她。我本能地拒绝了他们的相见。“三”确实昭示了某种规律，可能既符合人的思维推进节奏，也符合人的接受心理，甚至还与写作者的能力相吻合——再写，你就没话找话，写不出也写不好，烦人。
我写短篇《事逢二月二十八日》也是这样处理的。刚刚刑满释放的李恒全喜欢上了一个女邻居，他总共三次进入女邻居的租住屋，第一次他是好奇，说不定还想重操旧业，顺手牵羊；第二次他不但没有偷，甚至还在女邻居的床上放了一支口红，他觉得她平时用的口红颜色太深了，像血盆大口；第三次，出事了，女邻居醉在屋内，房子却冒出了浓烟，失火了，急切间，消防员都不能立即打开防盗门，李恒全犹豫了，前两次他都动用了他的专业偷盗工具，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再用工具开门，绝对是自我暴露，甚至引火烧身。
不写这篇文章，我想不起这个短篇。这说明了一个事实：“三”已经变成了我的思维惯性。这似乎不怎么对，思维惯性算是一种熟能生巧，但熟能生巧可能也是艺术的敌人。不过我写小说时，可不会去想惯性之类的劳什子。什么是惯性？按照牛顿第一运动定律的解释，所有物体将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，除非有外力改变其运动状态。惯性在文学上听起来可不怎么好，凤凰彩票有时候需要打破惯性，这时候外力就是故事中突如其来的力量。不过在打破惯性的同时，却又诡异地符合了牛顿第二定律，又叫加速度定律：被施加外力的物体（或者人）就会改变原先的节奏，故事加快了。此时，牛顿第三定律又在前面等着凤凰彩票了——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定律：被施加力量的物体或人，对施加者会有反作用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哩。于是故事就复杂起来了，如果写不好，绝对会乱套。
这些都是规律，物理可能暗含着人性。或者说，凤凰彩票可以借助物理学去分析人性。人性就是人心的规律。这世界上很多事，哪怕工业品，是人创造的，也是供人使用的，其中全都蕴藏着规律。我现在正在打字，屏幕上鼠标的活动黑线正标示着我写到的位置，稍加注意就会发现，那小黑竖线正在闪动，它有频率。这频率与凤凰彩票的心跳频率基本一致，就是说那黑线与凤凰彩票的心脏同频。这不是没有道理的，工程师绝不是瞎蒙。再数一次我又发现，说这个频率与心脏同频还是不够准确，事实上它闪动得比每分钟70次稍快。这就是说，它同频的更是沉浸在写作中的心脏——你可以认为它在陪伴你，乖巧得很，也可以认为它在催促你。红袖添香夜读书，现在是没有这个福分了，但一个与你同频的物体面对着你，不也聊胜于无么？可哪有“红袖”长着一张矩形脸呢，哪怕那闪动的黑线像美女调皮的眼睛。最灵动的还是屏幕上的文字，它们才是你自己的表情。
这就说到脸型和表情了。外貌描写是古典小说，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内容。人物出现，常常先来一首出场诗。凤凰彩票今天可以不再拽诗，但我认为外貌描写不必舍弃。从最直观的角度说，《西游记》等中国古典名著，这种出场诗既方便了说书先生，又承载着小孩子们想象、斗法的乐趣；到如今，《红楼梦》里的美人图，既是影视编导们定妆的标准，也令他们抓耳挠腮，莫衷一是，这无疑增加了小说的魔力。外貌描写发展到现在确实少了，许多小说受西方影响，忽略了人的长相，一群面目模糊的人在小说里晃动。流风所及，好像难以幸免。可凤凰彩票要恰当地理解外貌描写，你可以不学《西游记》，也不学《红楼梦》，但精当的外貌描写有时却能点石成金。要塑造人物，相貌其实相当重要。“相由心生”这个词显然在支持外貌描写。《巴黎圣母院》里面丑心善的卡西莫多，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外貌描写的意义。
京剧的程式化表演和脸谱，曾经长时间被观众喜爱，简单直观，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。但凡事也有个限度，京剧发展到“样板戏”就过头了。总而言之，万事不可过头，过犹不及，但外貌描写也不可完全丢弃。精彩传神的外貌描写，本就是人物塑造的有效手段。外貌与人的行为之间天然具有张力。面善之人行好事，符合“相由心生”，这是相得益彰。一个美丽俊朗之人做恶事，这叫“人不可貌相”。一段丰富曲折的故事，如果凤凰彩票在人物出场或此后适当的位置，对人物外貌予以勾画，这个人物在读者心中就有了活生生的样子，而非只有一个身影。很多以塑造人物为目标的小说，之所以特别能令人共情，读者会情不自禁地随着人物的命运波折而心潮跌宕，原因就在于读者的眼里有一个鲜活清晰的人。
2013年，我读到了马尔克斯的《番石榴飘香》，又惊又喜。马尔克斯说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是他最好的小说。不管此说你是否同意，马尔克斯在写出《百年孤独》，拿了诺贝尔文学奖后，还能写出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。我是多么喜欢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啊！它是那么丰饶，俯拾皆是、弥漫全书的文学性令我沉醉。其中有一个情节：在更漫长的日子里，爱得昏头的弗洛伦蒂诺·阿里萨还是要靠情书向费尔明娜·达萨表达爱意，但他的情书难以送到。他满腔的爱意没有去处，怎么办？爱情的灵感能让人福至心灵，他坐在卡塔赫纳的大教堂外为焦急的恋人们代写情书。那时候，很多人不识字，弗洛伦蒂诺·阿里萨通过这种服务，宣泄着他的爱情。这匪夷所思，但合乎情理。也许有一天，一个小伙子会带着一个姑娘走向他的摊子，他们手捧鲜花来向他们共同的枪手致谢——小说并没有写到这个场面。对弗洛伦蒂诺·阿里萨来说，能不能成全他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通过这桩生意，把爱情抽象了，升华了。他既是男人，也是女人；他是费尔明娜·达萨，又是他自己。
马尔克斯是怎么想到的呢？直到我看到《番石榴飘香》才算解开了谜底：他的父亲加夫列尔·埃利希奥·加西亚年轻时曾学过医，后来做了电报员。难怪小说里费尔明娜·达萨的丈夫是个医生，小说还涉及不少医学细节；难怪弗洛伦蒂诺·阿里萨能想到用电报来联络旅途中不断中转的恋人，但代写情书的来由我没有发现。马尔克斯在《番石榴飘香》中深刻辨析了“虚幻”和“想象”的区别。他毫不客气地把“虚幻”等同于“臆造”，直指这就是谎言，而“想象”则获得了他的赞许。我的理解是：想象是有依据的，它是云朵飘动的方向，是生活的断茬处萌发的新枝。如此看来，代写情书的情节应该来自于马尔克斯的想象，它不但符合艺术逻辑，也符合生活逻辑。
我20多年前的第一个长篇《我的表情》里，有一个情节：大学生孔阳在学校大门前未干的水泥地上，不小心踩上了一个脚印，他很内疚，没想到第二天他看到了一个女式皮鞋脚印，与他的脚印挨在一起。于是他整天想，这是谁的脚印呢？这是不是冥冥中暗示，这个女生将与我同行？她是谁？水泥地干了，脚印就此固定，直到下一次维修才会消失。他的目光继续在校园里寻找，琢磨着女生的鞋子……至今还有读者问，这是真的，还是编的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