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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十年来，王松的小说写作主要是在长篇和中篇之间发力，且成效显著，但他从不曾自足，更不会懈怠，始终对轻车熟路的舒适写作保持警惕，为如何增值小说叙事效能而殚精竭虑。成熟作家未必拒绝“焦虑”，没有“焦虑”的作家也未必会在文学之途走得太远。这就涉及老生常谈的两个问题：一是选择的焦虑，即“写什么”；一是表达的焦虑，即“怎么写”。对于王松，“写什么”显然已经不是问题，他专注的是故事的文学化淬炼过程，具体说，用怎样的叙述腔调呈现故事，并赋予故事呈现背后以独特寓意。

就长篇写作而言，经验老到的王松不会贸然进入“宏大叙事”，正面书写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大剧，也没有建构史诗的欲望和企图，而习惯于独辟蹊径，将叙事焦点下沉至红尘岁月的深水区，以烘云托月方式，描摹位于社会边缘的纷纭世相命运，与历史大剧形成互文关系。《伶人》的题目看似简单平白，却是一个隐喻世界的象征。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津沽老城。那时的茶馆也叫茶园，大的茶园有自己的戏班，茶客也多为戏迷，来路不一，鱼龙混杂。茶园不大，却浓缩着世相百态。小说由正卷“红氍毹”、副卷“蓝氍毹”和“尾声”组成，“氍毹”为毛织的地毯，旧时演戏多铺在舞台，与戏曲气场相生相伴。铺红台毯以图吉利，合乎情理，又何以换上蓝台毯？里面的故事一言难尽。于是红或蓝的“氍毹”先后铺在舞台，也铺垫、生成了一部沧桑厚重、扣人心弦的戏曲江湖寓言。《伶人》的时间跨度不长，大约只在三到四年，与“史诗”规模的书写迥然有别，却有如静水深流，表面平展如镜，深处却暗伏着难以测度的世事苍凉和人生况味。

旧时中国流行过耳熟能详的坊间老话，“戏子无义，婊子无情”，此说法源于纯属想当然的世俗偏见，歧视意味明显。明清以降，士大夫阶层眼里的优伶行当，可用“艺术上的明珠，社会中的贱民”概括。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秩序中，吃开口饭的伶人甚至被污名化为“娼优隶卒”，与娼妓、衙役、狱卒归为同列，并有法律明文规定，伶人子孙三代之后，方有资格参加科举，等于断绝优伶阶层上升的途径。至民国，梨园名角地位有了变化，被称作“老板”的艺人，戏座热闹，出场享用包银制，生活大体无忧，还时不时被招入府邸唱堂会，看上去风光体面，但根底上还是人身依附的“人设”，属于供达官显贵消遣的“玩物”。多数伶人社会层级低微，收入仅够糊口，且极不稳定，还要忍受地方恶势力的骚扰敲诈，只能抱团取暖，搭班谋生。他们沦为弱势群体，能做到不因小利而失大节，已经很不容易。

《伶人》中的祝延升是一个秦腔名伶，“秦腔”是河北梆子剧种的旧称，在京津冀一带颇有市场，其特点是唱腔音区高，旋律起伏大，情绪爆发力强。延升扮相亮眼，条件出众，先后在元和戏班和颐庆戏班领衔唱戏，名声越来越响，风险也越来越大。戏曲艺人以辛勤的艺术劳作服务社会，换来的却是低贱身份，这种付出与所得的屈辱反差和严重倒挂现象，显然有失公允，民众却习以为常，见惯不怪。祝老板对此心知肚明，也就不存奢望，认真唱戏，本分做人。有道是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，这风来自方方面面，形形色色，为延升的戏曲江湖生涯带来起伏动荡，甚至几度险象环生，深陷绝境，但他都能在紧要关头硬扛过来，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不失江湖本色，坚守住了民族气节和艺人操守的底线。

王松小说中的年代背景，一向采用模糊处理方式。《伶人》没有直接描写日本人在华的野蛮霸凌行为，而是将其当作背景板，撕开岁月暗角，展示了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艺人生存真相。他笔下的日本人能叫得上名字的没有几个，最难对付的就是熊本一文，其日本政客身份最初是隐蔽的，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不断膨胀，熊本露出獠牙，胁迫延升随天皇表妹百合公主去日本巡演，看到对方不肯就范，便以绑架人质要挟，先是派人送来一个小纸盒，里面装有一根血肉模糊的人质手指，并冷冷表示，如果还不答应，将会送来更大的“纸盒”，难以自保的延升不愿伤及无辜，只有一死了之。延升突然离世，却死不见尸生不见人，熊本疑窦丛生，派人四处追查，最终成了无头案。真相是，由于师弟南三儿的秘密相助，延升得以“金蝉脱壳”，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，这种叙事处理，称得上是小说中最惊悚、也最具悬疑性的神来一笔。

在《伶人》中，祝延升处于故事主线和人物形象的核心位置。台上的他，“俊朗脱俗，一张没上妆的清水脸透着英气，甭张嘴”，台下的他，懂礼数，知进退，沉稳冷静，大勇若怯。郁达夫曾有诗云，“曾因酒醉鞭名马，生怕情多累美人”，延升不敢多情，更不会滥情，只是遇到投缘的女人，还是做不到心如止水。江湖弟子，拿得起、放得下，是闯荡谋生的基本功，但情爱之事又很难一概而论。

王松小说素以写刚性硬汉形象见长，《伶人》却映射出他内心深处的某些柔软痛点。那些痛点与女人的凄美悲欢有关。大体说来，与延升有感情关联的女子主要有四位。女武生香宝和名妓林小姐，与延升同为“娼优隶卒”之列，易生相互怜惜之情，后两位，谢雨瑶是大盐商的四姨太，蓝小姐为旧军官的遗孀，也都各有身世不幸的难言之隐。

同一师门的香宝与延升相识最早，她心里一直心疼延升，延升却把她当作同门师姐，亲近归亲近，动心谈不上。香宝心绪复杂，反复交代师弟南三儿盯紧延升，凡是请吃饭的，只要是女人不用跟他本人商量，直接回了就是。延升知道了，也只是笑，香宝还告诫他，“别忘了师父当年说过的话，甭管多大的角儿，最后毁，就毁在三样事上，一是白门儿，二是黑门儿，第三就是红门儿”。所谓白、黑、红三门，分别是指“赌”“毒”“色”，香宝不担心延升会染上“赌”“毒”，却认定“红门儿”天生就是男人的软肋，她阻止延升与谢雨瑶私下接近，“看着是个美人穴，一捅可就是马蜂窝”，延升何尝不知此中利害，但还是身不由己，果然酿成塌天大祸。

接下来香宝的所作所为，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超凡脱俗。台上的香宝尽显女武生的英气，追求她的富商不止一人，香宝心里只装着延升，一一拒绝，“我树根不动，你树梢白摇”。但为筹得一万元大洋赎回身陷囹圄的延升，香宝主动找到冯老板，提出只要给钱，即以身相许，冯老板表示可以出钱，前提是香宝必须真心实意跟他过日子，香宝当即承诺：“唱戏的人立脚江湖，讲的就是一个义字，只要你冯老板这回肯帮这个忙，我这人就是你的了，日后跟着你，也会一心一意。”此举无异于卖身相救，延升得知，唏嘘落泪，当香宝行前与他告别，小说有这样的描写，“延升突然意识到，此时，也许就是今生今世，与香宝见的最后一面了，不由得抢步上前，香宝立刻朝后退了一步，硬着心肠说，院里凉，你进去吧。”这个“立刻朝后退了一步”的细节，如透亮的光束，映现出香宝内心的纯净圣洁。戏剧性的是，一年后冯老板去世，香宝意外成了寡妇，也获得了自由身，结局翻转，也是老天有眼。

把握《伶人》的故事内核，戏曲江湖之外的另外几个女人，由于与香宝形成的鲜明反差，更有令人回味的空间。林小姐是上海滩平康曲巷的头牌，在沪上的名声不输祝延升，本与延升素昧平生，却因戏曲结缘。她身为江南女子，却爱听北方剧种，一看到台上的祝延升，就被他那种苍凉激越的大腔大调吸引住了。在台下接触到真实的延升，林小姐更是暗自感叹：“你这样的男人，哪个女人要是肯轻易放手，真就瞎眼了。”在延升眼里，林小姐并没有风尘相，更多的是斯文，知性，她对戏的理解尤其让他高看，“这个角儿再怎么唱也唱不出那个角儿的味道。……说到底，这是人的事，不是戏的事。……如果细品，应该有三种，一是人演戏，二是戏演戏，三是戏演人，而这三种里，又顶数最后一种最难。”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彼此欣赏，说话投缘，关系也随之亲密，照此节奏发展，未必不是一桩好姻缘，为让延升留在上海，林小姐愿意倒贴一万大洋，延升还在考虑，事情就出了岔头，日本人强迫延升去虹口的昭和会馆唱堂会，延升身处不测，林小姐一直讨厌日本人，为确保延升的安全，虽百般不舍，还是忍痛割爱，冒险助他连夜逃离上海。临别时，她凄然感慨：“万般皆有命，半点不由人，你我注定就是这几天的夫妻缘分。”

此后两人关系中断。数月后却从上海传来消息，林小姐因抗拒日本军官的非礼而被残忍割喉，抛尸黄浦江。延升惊闻此事，让自己醉死一场。那个临别之夜，林小姐抱着延升喃喃诉泣，“我这婊子，你这戏子，凤凰彩票两人的这份情义，世上又有几人知啊！”延升也抱紧她，语声哽咽：“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就行了。”此情此景，延升铭心刻骨。接下来，日本人威逼利诱延升去唱堂会，延升当场拒绝，华先生提醒他日本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延升并不在乎，“大不了像上海的林小姐，让他们杀了扔进海河”，说着哽咽一下，“我这回要是去了，都对不起林小姐”！

林小姐的魂一直活在延升的记忆深处，由此引出另一段同样惊险的故事桥段。谢雨瑶出场最晚，延升与她见面次数最少，付出的代价却最可怕。大盐商陶如海仗着财大气粗，见到中意的女子，别管年龄多小，都要设法占有，谢雨瑶的幸与不幸，也就不言自明。“旁观者清”的香宝，曾提醒延升远离谢雨瑶，是因为蹚不起这个浑水，很快便被言中。谢雨瑶几次邀约，延升答应见面，冥冥中也与林小姐有关。同为江南女子的谢雨瑶，眉眼，脸盘儿，身形，长得实在太像林小姐，他第一次在台上看见她就心里一颤，恍惚觉得是林小姐从上海来到天津，台下再一聊，那相貌做派，知性谈吐，活生生就是林小姐再世重生。谢雨瑶生日邀约，也只是延升与她的第二次见面，他想象着能从谢雨瑶那里找到林小姐的感觉。幽会地点在女佣刘妈家，僻静、简陋，本以为安全，却是自投罗网。两人说了会儿话，谢雨瑶拿起一根筷子敲着板，为延升唱了一段小曲，之后的一幕，令人窒息：

正唱着，屋门突然推开了，刘妈一步跌进来，叫了声，太太——！

跟着，后面几个警察就冲进来。

雨瑶的脸立刻白了，在桌边慢慢站起来。

延升这时反倒很镇静，看看这几个警察说，你们什么事，怎么可以乱闯民宅？

一个干瘦的警察过来说，祝老板，都到这时候，就别说这种话了，大家的心里都明白。

说完，又扭头问雨瑶，你叫什么？

雨瑶的嘴唇颤了一下，说，谢雨瑶。

这警察又问，陶如海，是你什么人？

雨瑶一听，已经惨白的脸立刻变得蜡黄了。

大祸从天而降，延升只能听天由命。他被关押期间，远在京城的蓝小姐本与他无亲无故，却尽其所能，出钱出力，奔走施救，又并无所图。如此这般，四个女人在不同阶段与延升的相遇，皆非邂逅，而是主动介入，延升基本上是被倾心、爱慕、帮助的对象。她们出没于延升的命运轨迹，不顾风险，不计代价，真诚付出，已经不是能用所谓“桃花运”可以解释的，她们在《伶人》中都是独立的个体生命存在，具有同等重要的形象价值，也由此提升了小说的“好读”指数。

小说“好读”，与“故事”的呈现方式密不可分。早在三十年代，本雅明就曾指出，随着现代传媒兴起，可言说的经验因贫乏、落寞而日益贬值，“故事”被快餐式消息取代，资讯的无休止传播和繁衍造成“故事”的衰落，也为小说的叙事传统带来伤害。此后，博尔赫斯也做出“强大的虚构产生真实”的结论，重新定义了虚构的真实与“故事”的关系。这里的“真实”不是新闻层面的真实，不是消息来源的真实，而是被充分叙述化“故事”的真实，与生活的真实不具同质性。福克纳则从另一个角度，对“故事”和风格的属性予以甄别，认为好的故事能将风格拉高一个档次，用艳丽、浮华的文字雕琢故事并建立风格，是不足取的，它读起来漂亮，听起来悦耳，却使“故事”变得空洞而乏味。王松对讲好故事有一种天然悟性，并以多年的身体力行，向前辈叙事大师致以敬意。他的小说叙事之路，也曾经历过由推崇风格到专注叙述方式的艺术过程，一直坚持“工匠”精神，苦心孤诣，深耕细作，不断完成自我超越。

以往王松的一些小说，比较偏重于传奇性，我曾称之为“刀锋叙事”，追求一种“仗剑起舞”的酷烈之美，叙述过程充满力量和动感，寒光逼人，刀刀见骨，打造草莽英雄、硬汉形象更是其拿手好戏。其近期小说开始求变，《伶人》即为典型“案例”。小说采用内聚焦的叙事框架，整体写意，通篇工笔。故事主线若隐若现，内在结构有如“俄罗斯套盒”，大的故事内核嵌套了若干子故事的细胞核，每个细胞核的裂变由不同人物命运主导实施，叙事逻辑严谨，语言针脚绵密，复杂交织，细腻缠绕，彼此勾连，互为镜像。小说文本如同一套精密的文学编程系统：方言是其外衣，腔调是其表征，民俗是其肌理，命运是其骨架，悲悯是其血脉，叙述过程有如高度精密的钟表，所有的齿轮严丝合缝，运转有序。

《伶人》的小说句式自带某种“曲艺基因”，人物语言妙用相声“抖包袱”的艺术手法，将机趣、意趣与幽默元素融为一体，味道醇厚，耐人咀嚼。

这个早晨，正吃着早饭，香宝和南三儿一块儿来了。香宝这些日子养得气色挺好，一见延升，翻他一眼说，你这回出去，钱是挣了。

延升听出她这是半句话，没接茬儿。

果然，香宝又说，可也欠了一屁股两胯骨的风流债。

延升明白了，她是指上海林小姐的事。立刻瞥一眼旁边的南三儿。

香宝说，你甭看他，你那点事还用他说，报上早都给抖搂出来了。

延升问，哪个报。

香宝哼一声，现世报儿！

延升嘟囔了一句，我的嘴也欠，多余问。

南三儿忍着笑说，你俩这儿说相声呢，一搭一句儿的。

这类描写，得益于王松小说运用自如、且具标识度的“掰扯”方式。对此他曾有一段夫子自道：“我一直让小说有个好故事。但发现，有一种故事，无论你怎样费尽心思把它讲得天花乱坠，甚或像一块漂亮的猪肉五花三层，总觉得好像还欠点什么。欠什么呢？想来想去，应该不在故事本身，而在于讲述它的人。说白了，这故事不能平端出去，得‘掰’着讲。……‘掰’与推理的共同特点是，都会有一个逻辑的脉络，而随着故事的推进和发展，这个脉络也会被逻辑的合理性和自洽性不断矫正。但不同的是，推理到最后，必然会推出一个确切的结果，比如案件，也就是所谓的真相大白。但‘掰’却未必，也许掰到最后，仍然还是一个不确定，或不可靠的结果。其实不可靠或不确定，也许恰恰是合理的。”为突显“掰扯”效能，王松的叙事腔调有了几乎脱胎换骨的改变，语言克制、简洁、精准、留白，挤干句子水分，放弃浮华修饰，以简单白描的句式，营造深不见底的“冰山”效果，进而融入大道至简、大味必淡的小说美学境界。

经由王松式的错位“掰扯”过程，似乎已经可以洞悉《伶人》的叙事意图：以视点下沉的民间人文立场，消解精英文化的某些优越感，走出约定俗成的陈旧审美误区，为“戏子无义、婊子无情”的传统认识纠偏和正名，寻找生命力坚韧旺盛的文化根性，确立民间价值的叙事主体性。事实上，好的小说总是充满了可供遐想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。如此，还是借用王松本人说过的一句话来收笔，更有意味：“重要的只是过程，至于结果，见仁见智。”